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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教育,纠结中前行

2014-09-3016714   来源:

 

九月,大学校园迎来了新学生,新学年。对于新生而言,与中学时代最不一样的应是大学的选课环节。各式各样的课程会让大学新生感到新奇和激动,尤其在必修课中,除了专业课外,还会接触到一门崭新的课程:“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”。去年5月,教育部要求高校必须开设“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”并覆盖全体学生,其中性心理及恋爱心理列为必修的重要内容之一。而此部分的内容亦是大学生活中最不能回避的话题。

 

“我只是希望当一名性教育老师。”华中师范大学人类性学女硕士彭露露在求职路上屡屡碰壁,直到被媒体报道并一夜成名后,才终于圆了教师梦,在南方某高校开设性教育公选课。

 

尽管只能开设公选课,离国家规定的“公共必修课”还有距离,但彭露露表示“仍然很开心”。她说,自己会在可触及的范围内言传身教,一点点把平台搭好,慢慢普及性科普知识。

 

彭露露的尴尬遭遇,折射出当下中国性教育不容乐观的现状。无独有偶,许多高校开设相关公选课的“遭遇”,同样印证了中国高校性教育的尴尬现实。

 

学生

 

基本上靠“自学成才”

 

南开大学心理健康指导中心主任袁辛曾指导学生对300名本科生和150名硕士生作了一次调查,在“性知识主要来源”的问卷中,35%的学生表示来源于同学和朋友,40%来源于大众传媒,仅有8.6%来自于学校教育。

 

“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性教育,就是我接受的第一次性教育。因为实在太羞涩太尴尬了。”浙江传媒学院大三学生刘珝说,她第一次接受明确的性教育是在小学五年级,老师只是给他们粗浅地讲了男女生之间的不同生理构造。

 

浙江理工大学大四女生孙锐萍的第一次性教育也是在小学。“当时是‘群体性’教育……大家一起看小册子。”孙锐萍回忆道。

 

“不管性格多么豪爽的学生,都不会公开谈性。”这是心理健康教育老师苏岩的经验之谈。苏岩在多年的教学中观察到,学生明显对书中的某些章节感兴趣,但又交织着难堪、羞涩的情感。有几次,苏岩故作淡然地提及一些“敏感词”,借此判断是否继续讲下去,“但学生本来聚精会神的眼神顿时慌乱不已,一个个赶紧低下头,生怕跟我发生眼神交流。”于是,苏岩便不了了之,让学生自习这些章节。

 

孙锐萍觉得,大学生很需要进行比较系统的性教育,不仅仅是一些基础知识,“虽然男生都会自己去找资料看,但女生就不一样了。”她的父母平时只是告诫女儿不要和男生走得太近,强调贞操的重要性而已。

 

武汉大学教师朱俊勇通过课堂调查发现,由于正常性教育渠道阻塞,随着互联网普及,中国大学生的性知识主要来源于网络。可是“网络上的东西良莠不齐,充斥着色情、暴力,同时也不一定科学”。

 

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学生陈庆(化名)说自己的性知识基本上都来自互联网。他坦承,自己对互联网又爱又恨,因为借助网络了解性教育一般通过非正规渠道,在获取知识的同时,也吸收了相当大的“糟粕”。


 

“学校应该是最好的性教育基地。”厦门大学研究生张羽沛也不无遗憾地说。在他看来,来自校园的熏陶,比其他渠道更系统和科学。这也是许多大学生的观点。

 

课堂

 

在争议中前进

 

武汉大学一间能容纳164人的教室,面对200多双渴求、热情的眼睛,一下子就变得狭小,走廊上挤满了人。“由于教务部对选课人数有限制,两位交流生只能旁听。”《性与健康》课程教师、第一临床医学院朱俊勇介绍道。

 

此前,该校周运清教授主讲的《性与社会》通识课也是“人山人海”,每学期开课都有250人左右选修。性教育课程现场仿佛盛夏之火,可是下课之后,温度立降,学子们对性的态度瞬转,尤其是在公共场合,可谓谈“性”色变。

 

换了环境,似乎就“换了天”。

 

在申请加入朱俊勇为该课程建设的公共交流平台——“性与健康”QQ群时,群主以“保护同学隐私”为由婉拒,学子的顾虑和审慎可见一斑。

 

该校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学生达顺(化名)认为,该群主的做法符合大多数大学生的心理。“如果是我,我也会这样做”,他坦言,自己在浏览关于性知识的网页时,如果有同学过来,会立即关掉网页,很“心虚”、“害羞”。

 

对于这种性教育的尴尬现状,学生们非常不满。“最大的特点是不敢正视问题,遮遮掩掩,扭扭捏捏,大家基本上进行的是‘地下’性教育,不敢说出来。”

 

尴尬的情形也同样在授课老师身上上演。周运清说,以前他到全国各地高校巡回演讲时,用的都是“性与社会”这个题目,但校方总提出更换“性”这个敏感字眼。无奈之下,他的演讲题目只能改为“真情与爱恋”。朱俊勇也坦言,《性与健康》这门课程申报了两次才通过审批。

 

不过,周运清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。截至今年,西北师范大学徐兆寿副教授的《爱情婚姻家庭社会学》,已整整走过了七个年头,而早在十年前,一部关注当代大学生性心理的小说《非常日记》非常流行,35岁的作者徐兆寿也因此被文坛所关注;2003年,徐兆寿又推出《非常对话》一书,通过专访中国性学专家刘达临,对人类性文化和当今中国的一些性现象进行解读。

 

虽然困难重重,周运清和徐兆寿坚持了下来,在争议中勇敢前行。他们的课堂上,“蹭课”者越来越多,甚至出现了成年人的面孔。

 

学校

 

系统性教育课程匮乏

 

“告诉学生们知道什么,并不是鼓励他们去做什么。”袁辛认为,教授大学生健康性爱、避孕、预防性病等知识很有必要。

 

北京大学针对本科生开设了性教育公共选修课,此课程授课时间为每周一小时,学生需一学期修完,主要讲授性器官构造、发生性关系的过程、性行为保护措施等。据“人人网”网友介绍,这门课很受欢迎,每堂课都爆满。

 

袁辛认为,性教育应是综合、立体、积极的,既应该有针对所有学生的“必修课”,也应该有针对个别学生个别问题的“选修课”;既应有学校心理健康中心、卫生院、计划生育办公室等多方面参与,也应有专题讲座、研讨班等多种形式。只有这样,才能让学生学会正确处理生理及心理问题,建立正确的性观念,达到性教育最终目的。

 

与性教育授课教师或从业人员的认知及期待相比,高校性教育现状堪忧。“仅仅2.3%的大学生接受过专门的性教育,97.7%的大学生从未接受过专门的性教育”。这是周运清在部分高校进行“大学生的性与爱”主题问卷调查得出的数据。

 

2.3%对97.7%,危险的对比。这个数据并不令武大计算机学院的学生司东晓吃惊,他自己的推测是:“在某种程度上,现在中国的性教育基本是零。”所以他三次选修《性与健康》课,通过该课程补充了许多知识,还纠正了不少错误认知。

 

华中师范大学性学教授彭晓辉被认为是性教育的先锋者。他认为,“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”列入公共必修,体现了一种刚性的要求,但在实施上却显得不够刚强,因为没有相应的保障措施。

 

突围

 

路漫漫其修远兮

 

正规教材与专业师资力量的匮乏,是摆在面前的难题。虽然性教育课程不是主课,但对教师的要求很高。“归根结底,性教育课程不是性知识的传递,而更应关注性道德传递,如何树立正确的恋爱观等。”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预防医学教研室教师蔡泳直言。

 

课程只是性教育的一部分,它更需要家庭、学校、社会的联动。南京大学本科生郑湾认为,自己虽然通过公选课“了解了很多以前根本不了解的知识,学会了用正确的心态对待性,为以后的健康生活储备了知识。”但他认为家庭教育、公共教育一样也不可缺少。

 

而改变社会观念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,非一时之功。彭露露所学的专业——“人类性学”从本科课程变成硕士专业也历经了8年之久。她毕业后求职的尴尬遭遇,尤其是“教师招聘根本就没有性教育教师岗位”这一现实,都很好地说明了在我国性教育突围是多么艰难。

 

专业人士指出,性教育是个极其庞大的课题,我国关于性的研究始终还没有成为一门独立、成熟的学科,以至于性教育时而被指过于“隐晦模糊”,时而被指“简单粗暴”,蹒跚赶路难免跌跌撞撞。         来源:中国教育报